此外，该宪法第83条规定的1974年4月25日后实现的一切国有化成果，均不可逆转地属于工人阶级所有，则是对已经实现的国家垄断的认可。

而私主体的行为，归属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国家保护义务范畴，已然超出了防御权的规范领域。在我国，基本权功能逐步引起重视，在借鉴国外学者的思路与成就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我国基本权的功能体系，提出了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制度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等分析理路，并以此为基础对基本权的国家义务作出类型化、条理化的分析。

(26)笔者认为，国家义务的分类探索，应当在把握众说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欧洲基本权利宪章》第二目自由之下的第Ⅱ—15条即为选择职业的自由与参加工作的权利。对于此定义，可从三方面考察：(1)防御权只是基本权利的一项权能，与受益权功能、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性保障功能相并列。但我国法学界对防御权功能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防御权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义务，防止国家的侵害行为，国家只需不作为，即构成防御权的实现。

总之，个人权利起始之处，就是国家权力终止的地方，这就是宪法保障消极的自由权利之真谛所在。笔者认为，诸如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公共教育的缺失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有关，因此，必须防止国家表面的中立而实质则不中立，这亦是笔者上文所倡导的国家介入劳动生活必须恪守的国家中立原则的体现。[47]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崔建远教授对笔者观点的全面回应，参见氏著：《论争中的渔业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语境下自然资源国家 有权制度的复杂性，不能按图索骥般地依靠西方学说与理论来阐释，而需要我们重拾法律文本，用中国的法律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笔者将从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的西方经典学说出发，讨论所有权类型的理论争议，进而论证中国语境中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特性。[17]参见肖泽晟：《公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55]然而，现代宪法精神要求国家在尊重人民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各种分配社会资源的义务，宪法权利的意蕴不再限于国家消极的不作为，亦强调积极的保障落实。[29]在公与私反复博弈的过程中，公权力牢牢掌握着主动，由此颁布的特别法深深烙下管制印章，难以摇身一变成为民事规范，嗣后回填的物权法授权性规范，其引致条款的功能只好大打折扣了。

[58]事实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如只停留于抽象权利的意义，宪法第9条第2句所提及的合理利用 就沦为具文，无法解释实践中大量自然资源被利用的现象。物权法第46条规定， 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122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故而，一些立法例认为转让采矿特许权的情形，应当单纯地将之视为动产买卖。

它不仅在宪法层面明确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性质，而且厘定了国家所有的法律性质——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23] 准物权说 的见解，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在学者们看来，这种观点几乎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味道。  三、理论反思：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法律特性 习惯了用西方的经典源流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者们，很容易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上陷入理论迷茫。

[70]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 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48]沿着类型区分的解释路径，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国家所有权被归入宪法所有权的序列，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从纯然的私权利重新解释为一种纯然的公权利。

[61]参见程明修：《双阶理论之虚拟与实际》，台湾《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4卷第2期。[66]苏永钦则把纯粹国家取向的权利称为宪法上的相对权，如教育权、诉讼权、选举权。

接下来，让我们逐一分析上述解释是否恰当： 解释项l显然是可以排除的。通常而言，引用性法条的语法结构体现为依照某某规定，而授权性规范表述为依法取得的某权利受法律保护。其中，部门法集中体现为物权法，特别法则包括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野生动植物法等行政法规。[41]前引[21]，苏永钦书，第22页。邱秋：《中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条款确立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民事权利。

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存在明显差异。由法律适用的观点论，这种法条具有授权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为法律补充的功能。

他认为，公共目的所及之处，物就得受公法的规范。  税兵，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3]王军：《国家所有权的神话——解析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制实践》，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1页。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的二分法，渐次成为解释中国社会财产权多元结构的分析工具。

[10]我们不妨把立法文本视作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法律系统，然后动态地考察各单元的规范性质，寻求规范之间的逻辑脉络。[30] Geofrey Samuel， e Many Dimensions of Property，in J．Mclean(ed．)，Property and Constitution，Hart Publishing． 1999．PP．40～45． [31]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再以国家的经济辅助为例，双阶理论将整个经济辅助过程割裂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50]总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迥异于民法所有权，纯粹私权说难谓妥当。

在今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需求无所不在，公有私用成为自然资源权利配置的实践逻辑，最终演绎为公私法交错的双阶构造，使得市场力量在公有制的土壤里破茧而出。[13]相反，西方语境中的财产权理论恪守着公产与私产相分野的罗马法传统，把财产权区分为公共财产权(Commons Property)、国家财产权(State Property)和私人财产权(Private Property)三个序列，构建起从公产向私产循序递进的财产权形态三部曲。

传统民法把土地资源涵盖在自然资源范畴之内，现今仍有不少学者持此见解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对这种经济权力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久历战火的中国尽管经济上困难重重，但宁愿采取逐步赎买 这种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方式，也要对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 实施国有化，[29]就是要实现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在人权财产权面前，国家不得成为权利主体，不得剥夺、享有公民财产。

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财产制。‘ 再如，有专家指出，物权法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具有非财产性(参见李凤章：《法律移植，移植什么?——以土地所有权的中国命运为中心》， 《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而这与民法的固有属性是不一致的。这种人权的基本功能是锻造公意，构建共同体。财产权的宪法史与民法财产权的历史大不相同。

苏俄宪法追求的劳动者平等使用土地的目标，只有在国家垄断一切土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葡萄牙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主要任务 的第1项促进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下层阶级的生活质量 (第81条)也是国家的目的，而废除大庄园(第97条)，确保土地、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与管理，保护土地、自然资源的再生力(第96条)等都是手段。

魏玛宪法对国家财产制的扬和对私人财产权的抑实际上就是对公共福利的扬和对私人权利的抑，或者说是对人类生存维持 的扬和对各人之经济自由(第151条)的抑。那些生齿繁多之家庭，那些其能否拥有健康之住宅 或家产住宅 (第155条)都需要宪法加以考虑的人，显然是贫弱者。

[28]按照这种认识所建立的国家一定是对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国家垄断的国家。自然资源国家垄断的上述特征充分说明，所谓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或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并不是民法上的财产所有权和本文所说的自由财产权。